阿里巴巴在紐交所的成功上市,引發了互聯網對阿里及馬云的贊譽狂潮。而關于阿里的股權結構及其外企身份的討論,則成為這場輿論狂歡中的一種異樣的音調。
作為一位公共管理的研究者,我更喜歡從公共管理的視角來審視阿里巴巴的成長。在此,我只想談一個問題:從國家的信息安全的角度看,阿里的大數據有多可怕。
先講一個發生在美國的真實的故事:幾年前,一個美國家庭收到了一家商場投送的關于孕婦用品的促銷劵,由于很明顯促銷劵是沖著這個家庭中的那位16歲女孩來的,女孩的父親覺得受到了侮辱,于是怒氣沖沖地找到了這家商場討說法。為了平息這位父親的怒氣,商場做出了誠懇的道歉。但數天后,這位父親赫然發現,其16歲的女兒真的未婚先孕了。
那家商場之所以能未卜先知地知道該女孩懷孕,是因為該商場通過若干種商品的消費數據建立了一個懷孕預測指數,以此來預知其顧客的懷孕情況?梢哉f,這只是一個典型的數據挖掘案例。
不過,與馬云的阿里巴巴相比,這家美國商場的數據挖掘簡直就是小兒科。一方面,阿里巴巴的消費數據覆蓋之廣、累積之深,全球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和機構能出其右;另一方面,阿里巴巴的云計算技術位居業界翹楚,其數據挖掘能力幾乎獨步江湖。這兩項結合起來,使阿里巴巴能夠輕而易舉地為其用戶建立一個細致的個人檔案和并進行精準的行為預測。就此而言,阿里巴巴的大數據和云計算簡直就是有史以來最為強大的情報搜集和分析系統——通過其大數據和云計算,中國人的一舉一動及行為偏好都可以盡在其掌握之中?紤]到阿里的股權結構(日資軟銀占34.1%、美資雅虎占22.4%)和企業國籍(注冊于英屬開曼群島),在美國上市的阿里已不屬于中國企業。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考量,這簡直讓人不寒而栗。
具體說來,阿里的大數據挖掘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可以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第一,通過大數據挖掘建立起中國要害人員的個人檔案——檔主的社會關系、性格稟賦、興趣愛好、隱私緋聞甚至生理周期和心理缺陷都盡在其中。有了這樣一份個人檔案,檔主的行為偏好及弱點把柄就會被人洞若觀火,威脅利誘等策反手段就能事半功倍?梢韵胂,如果我國各級軍官甚至每一個士兵都被敵對國建立了這樣一份檔案,一旦開戰,我方必敗無疑;如果我們的外交及經濟談判代表團成員都被對方建立了這樣一份檔案,談判的結果也不難想象。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阿里的大數據能以現在的規模再累積30年,三十年后的中國領導人或許會從阿里的用戶中產生。若此,阿里的大數據和云計算,差不多能披露三十年后領導人的個人隱私。
第二,通過大數據挖掘建立起中國戰略資源的流轉及節點圖。阿里的大數據本身就包含各種商品流轉的數據,通過各種商品的流轉很容易分析出國家各種資源的流轉,由此繪制出中國各種戰略資源的流轉及節點圖,包括各種戰略資源流轉的全部流程、轉化的產品形態、持有人、關聯系統及相關的地點、時點、數量產能。有了這樣一份戰略資源的流轉及節點圖,中國戰略資源的薄弱環節就會清晰地展現出來。顯然,無論戰時還是平時,這樣一份戰略資源的流轉及節點圖都可用作瓦解國家安全的導航圖。
還應該指出的是,馬云的數據觀使阿里的大數據極易為他人或他國所用。馬云曾這樣闡釋過他的數據觀:
“數據時代的核心不是分析數據,而是分享數據。信息時代是基于我比別人聰明的基礎上面的,你收集了很多數據,然后你編好以后給別人,這稱之為信息,處理過的。數據是相信別人比我聰明,你把原始數據交給別人了,讓比你聰明的人去處理,數據還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數據是越用越值錢,它這個不是一瓶水,你們喝他的水,我喝過以后,不能給別人喝了,這些東西就怕,衣服我穿過了不能給別人穿,數據是我用過以后,你用一下,再增加增值,你用過,他用過再增值,也就是越用越增值,越用越值錢,分享的越多,它越值錢。我覺得這是我們對數據的理解!
馬云對數據時代的理解及對數據分享的情有獨鐘,從經濟和技術的角度來看,當然極富洞見;但若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則可能導致災難。因為如上所述,阿里的大數據已經事關國家安全——尤其在云計算的技術支持下,阿里的大數據與國家安全的關聯更加密切。從這種意義上說,作為阿里掌門人的馬云,不僅僅是一家跨國企業的掌門人,也是一個事關中國國家安全的數據庫掌門人——處在這樣的位置一味地談數據分享,談數據分享后的經濟利益,這對他國是福音,對中國卻是災難。
說阿里是一個事關中國國家安全的數據庫并不為過。馬云就曾宣稱21世紀阿里要作一個偉大的數據公司。今天阿里的大數據與中國國家安全之間的關聯,是建立在阿里的數據覆蓋面和數據累積深度的基礎之上的。目前,阿里旗下淘寶的注冊用戶就接近5億,從而支撐起阿里的消費者數據、制造業數據和供應商數據。至2013年底,阿里旗下的支付寶實名用戶已近3億(其注冊賬戶早在2012年底即已突破8億),并成為全球最大的移動支付商;而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創立僅一年的余額寶用戶已超過一億,差不多是股市開市20多年后的中國股民的兩倍,支付寶和余額寶共同支撐起阿里的金融數據。馬云說其未來的進軍領域是醫療和文化事業,屆時又會形成阿里關于中國人的體質健康生理數據和心理意識數據。這些數據通過云計算進行挖掘之后,其對國家安全的價值會遠遠超國家保密局所保密的信息價值。
在此,我們應真誠感謝馬云和他的管理團隊,其極富創意的合伙人制度使阿里能在一定程度上把作為大股東二股東的日美資本排除于阿里大數據的管理權之外。但在美國復雜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的框架下,這種合伙人制度與代表公司所有權的股東之間的角力究竟會鹿死誰手,現在恐怕沒有誰能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這也就意味著,對于馬云及其合伙人能否始終掌控著阿里大數據的管理權,絕對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應當申明的是,我雖不是阿里的用戶,但絕對無意黑阿里、黑馬云。實際上,我一直認為阿里是中國企業的榮耀——盡管阿里是外資控股,其注冊地也不屬于中國,但阿里的成功是中國管理者的成功,是中國商人智慧、勇氣及創造力的展現。而且,直到現在我都是馬云的粉。阿里的大數據及云計算對中國國家安全帶來的沖擊,不是阿里的錯,更不是馬云的錯,而是數據時代的時勢使然。但如果看不到這種沖擊,或者不能為這種沖擊預先做好防范性的制度安排,中國的公共管理者就有失職守。如果真是這樣,今天為阿里的成功上市而喝彩的中國人,早晚會意識到自己就像一個為自己的插標賣首而鼓掌的傻瓜。